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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能否治白癜风
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0-21 07:13:51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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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一家三代高考命运的四十年流变

2017年高考如约而至,今天,全国940万考生将走进考场。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,40年前的1977年9月,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,会议决定立即恢复停止了10年之久的高考。以“统一考试、择优录取”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。当年12月,没有复习多久的考生便兴奋而忙乱地走进了考场。

让我们逆向拨动时光的秒针,把镜头慢慢摇向一个家庭的祖孙三代考生,他们走进了同一所大学,体验了以“高考的名义”而带来的些许人生转变,不管是时代的安排,还是命运的巧合,这些转变也从一个侧面连缀起半世纪的共和国的历史……

出场人物

郭树松,1943年生于保定清苑县,今年74岁。1963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(中国政法大学前身),公社首个大学生。曾任当地人大处级干部,现退休。家庭身份为姥爷。

王振力,1968年生于邯郸大名县,今年49岁。1987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,当年县文科状元。现就职于当地法院。家庭身份为父亲。

王颖昕,1995年生于邯郸市,今年22岁。2014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,市文科14名。现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。家庭身份为外孙女、女儿。

高考的“冲动”——

“脱农”、精英

与多一种人生选择

郭树松生长在保定农村,郭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靠着挣工分过活讨生计。1963年那年,老郭已经20岁,在当地的县高中读书,由于有点禀赋,还经常帮助老师出个黑板报啥的,让一班同学好生羡慕,这个颇带有“文艺范儿”的工作也让老郭生出一种朦胧的自豪感和爱恋,直到有一天,老郭突然觉得在“饿着肚子干农活”和“出黑板报”之间,有一个跳板可以让他跳过去彻底“脱农”,那就是——高考!

“上大学,当公家人,还能吃饱饭!”就这么简单,这就是老郭的高考“冲动”!他记得1963年7月那个炎热的下午参加完高考后,他用袖子抹着鬓角的汗水走进家门时,郭父诧异地问怎么这么早就放假回家了,“我说参加完高考了,父亲说高考是什么,赶紧下地干活去!”

老郭的女婿王振力作为60后,在30年前的1987年参加高考时正是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蔚为壮观的时期。家中排行老三的王振力出身于教师家庭。“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个年代,高考是人生唯一的出路,没有别的选择。”王振力说,在备考时,他就不断告诫自己,不论用多少年也要考上大学,这是一个县城青年前往大城市、用知识改变命运成为精英的最好机会。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,紧紧握着家里特意给他置备的“豪华”文具——一支英雄金尖钢笔走进考场的。

作为90后,王颖昕对于考大学的感觉则和祖辈、父辈完全不同:“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紧张。高考不是我的救命稻草,它只是一次经历。哪怕河北是高考大省,其实每年的本科录取率也接近50%,在当下上大学只是多了一种选择而已,其实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!”

作文与考场——

“五一日记”

和两个风扇的考场

作文似乎是高考最能撩拨人心的内容,从这祖孙三代人参加高考的作文题目上也可以看到社会观念的嬗变:在郭树松的印象里,高考作文题对于热衷办黑板报、关心时政的他,熟悉又简单。“当时题目是二选一,"五一日记"和"唱国际歌所想到的……"我看了题目就选择的是唱国际歌,这得跟当时火热的"反修""防修"联系到一起嘛。我的高考成绩果然可以,跟这作文写得好有关系!”

而王振力1987年和王颖昕2014年的高考作文题分别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篇短文和给材料写作文。

如果说姥爷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作文,那么对王振力父女来说,考场的环境则是最令他们难忘的。在那1987年闷热的夏日,7月7日、8日、9日三天,19岁的王振力和全国228万高考考生一起,用钢笔书写着自己的未来。酷暑的夏日,压抑的气氛,只有两个风扇的考场里,闷得像个蒸笼。室外,蝉鸣阵阵,夹杂着热浪和土腥浓烈的味道,久久不散。7月7日下午考数学时,大家都是一边拿着衣袖擦汗一边演算答题,狼狈不堪。

相形之下,女儿王颖昕却显得从容得多,因为考场就设在母校邯郸一中,教室里的一桌一椅都是最熟悉不过的,唯一的变化就是,平常拼起来的两张桌子被拉开距离,教室人数由平时的60多人减少至30人。这场景,在高三无数次模拟考时早已经历。

说到考试内容的变化,不惑之年的王振力翻起女儿高考文科综合试题,最感慨的一点是:知识越考越活了!他说当年自己学历史时主要是记诵历史年份等“知识点”,而现在呢,则多是给出材料做分析,不再只是死记硬背。

大学的变迁——

祖孙三代在母校留影

今年5月,中国政法大学举行65周年校庆大会,王颖昕作为本科生代表发言。“我是家中第三代法大人,我的姥爷和我爸爸同样都毕业于政法大学。”除了亲情之外,一家人也被另一重校友的身份所连结。

彼时,坐在观众席上的郭树松一边鼓掌一边回忆起初进法大校门的情形。1963年秋,他带着和父亲到信用社贷的12块钱,揣着录取通知书,走了10里路到县里,又从县里坐汽车到保定,从保定坐火车辗转进京。终于到达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学院路的北京政法学院,郭树松走进校门,望着高耸的六层高砖混教学楼,雕花拱门尤觉气派,从南到北、从西到东,走路不会超过5分钟,而学校周围是大片的庄稼和荒地。6个班二百多人挤在一间教室听课,鸦雀无声。

郭树松回忆,当年学校只有一间容纳一百多人的阅览室,同学们在此可以借阅一些其他院校的教材,一本教材全班轮流着传阅。“那时民国时期的法律已被完全废除,新的法律体系还未建立,我们的法学专业课只是以理论学习为主。”郭树松说,1963年的法大虽说设施简朴,但是也打开了学子们法学的视野和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期冀。

到了1987年,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,昌平新校区在这一年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。那年8月的一个早晨,19岁的王振力来到昌平区新建的校区作为新生报到。

站在校门口,王振力看到的是一片仍在开工建设的工地,只有两三栋教学楼和一栋“梅园”宿舍楼,放眼望去,一抹晨曦在中国政法大学的牌匾周遭镶嵌了一缕金边。那场景正好像彼时的中国,市场经济呼之欲出,法治建设轮廓初现。这一点从当时的课程设置上也能看出个大概:1987年,法大设置了政治学、法学两个专业,共有4个系,课程设置上刑法、民法、诉讼法等已经与现在相似,也有各种各样的选修课。当时给王振力上课的老师如江平、舒国滢等现在已经多成为中国的法学泰斗。

而作为家里的宠儿,第三代人王颖昕高考填志愿时,在究竟要不要女承父业这个问题上,起初让全家有点纠结。“上网查到分数时是晚上12点,我爸和我讨论志愿到了凌晨两三点,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,一来二去还是被第二志愿中国政法大学录取。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"法三代"。”2014年秋天,王振力和妻子送女儿去学校报到,而舅舅则开着车带着姥爷、姥姥等亲戚前往北京,车里装满了王颖昕的行李。到达学校后,一家三代“校友”在“中国政法大学”牌匾前拍了一张照片。

在大学包分配的年代,郭树松、王振力都被分配到邯郸市政法系统工作。和父辈、祖辈不同,王颖昕从一进大学就给自己个人职业做了相应的规划。“大一、大二好好学习专业,参加社团和讲座,大三开始准备司法考试还有研究生考试。”从姥爷到父亲,都很支持孩子考研,姥爷郭树松和父亲王振力都认为,“读这个专业,研究生学历,才可能找到个比较好的工作。我们上两代从没像现在竞争激烈。”

掌声又一次响起。郭树松被外孙女精彩的演讲从碎片的回忆中唤醒。几番寒暑,际遇变迁,半个多世纪里,一家三代人走进同一所大学,而那不同时空里的三次高考,将永远定格在记忆中,成为联系一个家庭命运的特殊纽带。

声音

祖孙三代同答高考意味着什么?

郭树松:当时的想法很简单,就是通过高考,改变人生命运,不再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。

王振力:高考对我而言是一次人生的升华。通过学习增加阅历、明确人生观、学到社会知识,这是对人整体素质的提升。高考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一座独木桥,是选拔人才的最好途径。

王颖昕:高考对姥爷、爸爸而言就像一个阶梯,他们跳上去了就能改变命运。但是,高考对我而言不是改变命运,考上大学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,但考上一所好大学能让我获得一个平台,有更多的人生选择。

数说高考40年

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之后,中国高考报考人数急剧下降,直至2014年起止跌趋稳。

伴随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总体的下降趋势,以及录取规模的持续增加,大学录取率逐步飙升。1977年录取率为5%,2016年录取率为82.15%,创历史新高。40年间,中国的大学录取率增长了16.43倍。

近年来,高分的考生越来越多。以北京为例,2016年高考600分以上考生共计11398人,占比高达18.6%,创历史新高。这是北京高考600分以上考生占比连续第四年超高10%。

出国留学已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局限于一个小圈子,而是变成一种新常态。教育部数据显示,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.45万人,其中读本科者超三成,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。来源千龙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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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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